6月21日，國家市場監管總局在回復網友“快遞惡性競爭導致快遞員派費過低”的留言中表示：
市場監管總局將密切關注這一問題帶來的負面影響，會同有關部門共同研究保護快遞員合法權益、維護市場秩序。
該網友在留言表示，快遞公司打價格戰，為了搶占市場份額惡性競爭。價格低于成本價。導致快遞員派送費過低，許多快遞員為了節約成本所以不送貨上門否則可能會虧本，虛假簽收情況也很嚴重。農村更是難以落實。快遞公司也不和快遞員簽勞動合同，快遞員的得不到基本的保障。
國家市場監管總局價格監督檢查和反不正當競爭局在回復信中表示，快遞公司低價競爭問題已引發社會廣泛反映，將與有關部門研究共同保護快遞員合法權益，促進行業健康發展。
在此之前，快遞“價格戰”引發的惡性競爭及其行業亂象也引起了央媒的多次關注和報道，相關部門和地方政府也已經開始介入。
強監管、嚴執法，通過政策規范指引快遞發展和經營的“新時代”已經開啟且逐步走向深化。在這個過程中，當然不排除通過立法等法律手段來干預。
最典型的做法是浙江。5月，浙江省政府第70次常務會議審議通過了《浙江省快遞業促進條例（草案）》，其中規定快遞經營者不得以低于成本的價格提供快遞服務，后續將以法規案形式提請省人大常委會審議。
多位專家在接受《法治日報》記者采訪時表示，長期低價競爭并非好事，最終損害的是消費者權益。他們建議，運用法律手段對快遞經營者和電子商務平臺及平臺型快遞經營者進行規制，從而在一定程度上對快遞行業的價格戰起到遏制作用。
監管之風，愈加強勁。接下來，動用法律來干預和規范快遞市場的“雷霆手段”，也會呼之欲出嗎？（以下主要內容均來自《法制日報》相關報道和采訪）
01快遞難掌“定價權”
《中華人民共和國價格法》規定，價格的制定應當符合價值規律，大多數商品和服務價格實行市場調節價，極少數商品和服務價格實行政府指導價或者政府定價。
在北京郵電大學郵政發展研究中心主任趙國君看來，現在看到的快遞價格基本上都是市場調節價，而非政府指導價，這種價格的形成要遵循市場競爭，由經營者自定的同時也要遵循公平、合法、誠信原則，最主要的就是考慮生產經營的成本和市場的供求關系。
華東政法大學教授、博士生導師任超說，目前國家沒有明確的郵資或者快遞費的規定，消費者看到的快遞價格，是各個地方加盟網點根據市場行情自行確定的。以北京市為例，《北京市快遞業價格行為規則》第三條規定，快遞業價格實行市場調節價，由經營企業依據經營成本和市場供求情況等自主制定，通過市場公平競爭形成價格。
需要指出的是，我們通常所說的快遞價格戰的價格并不是對終端消費的價格，而是在產業鏈上下游之間的價格。從目前的產業鏈上下游來講，有很多沒有理順之處，比如處于上游的電商由于快遞量大，對快遞企業有絕對的話語權，快遞企業很難有議價主動權。
快遞行業同質化競爭嚴重，很多都以電商件為主。在這個產業體系中，快遞企業處于弱勢地位時，只能用短期看似最有效的價格戰來搶奪市場份額。
“就目前的形勢來看，整個快遞業的價格不是由快遞業掌握的，更多的是電商利用自身資源優勢，壓低快遞業價格而擁有定價權。”任超說。
此外，快遞價格戰是一個長期持續的狀態，現在價格戰愈演愈烈，還有資本攪局的因素。趙國君認為，資本加入后，背后有資本支持的企業，可以通過燒錢先把市場份額搶到手。
難掌“定價權”，缺少“議價權”，現行環境和產業體系中的快遞確實很難擺脫“低價競爭”的魔咒，深陷其中的玩家們也難以掙脫“囚徒困境”的束縛。
02為何要動用法律手段來干預？
浙江《草案》發布后，有些網友不解：為何“低價”也要管，況且企業怎么會賠錢做生意，會真低于成本價交易？
其實不然，企業可能真會暫時做賠錢生意。由此帶來的負面影響不容忽視。
從定義來看，低價傾銷行為是指經營者以排擠競爭對手為目的，以低于成本的價格銷售商品。《中華人民共和國反不正當競爭法》《中華人民共和國價格法》《關于制止低價傾銷行為的規定》中均有對低價傾銷商品的相關禁止性規定。
低價傾銷違背企業生存原理及價值規律，在市場競爭中往往引發價格戰、中小企業紛紛倒閉等惡性競爭事件，甚至可能導致全行業萎縮。
數據顯示，從2018年至今，共有12家快遞企業陷入困局。今年以來，諸如“派件費僅四毛錢快遞點倒閉”等行業新聞屢屢沖上熱搜。比如，某快遞網點負責人稱，今年2月，原本6毛錢的派件費再次下調了2毛，他只能無奈選擇關閉網點。還有快遞網點的負責人稱，目前只能靠借高利貸維持。
快遞價格戰愈演愈烈，派件費大幅下調，快遞員的收入也受到影響。不少快遞員吐槽，如今送的快遞量越來越多，收入卻越來越少。
過多的派件量導致服務質量無法跟上，不少收件人發現自己的快遞經常未經允許就被投放到快遞柜或代收點；還有收件人發現，自己網購的商品發貨后遲遲收不到快遞，詢問賣家才發現快遞網點被停掉了，沒有人派件。
“在快遞行業中，價格戰必然會帶來快遞網點的波動，網點波動意味著快遞末端不穩定。被迫卷入價格戰的快遞企業，如果沒有雄厚的資本實力，為了維持正常的市場運營，只能降低末端派費，直接影響就是快遞員收入下降，間接導致服務質量下降，最終失去用戶。”任超說。
趙國君說，目前一些快遞網點倒閉、快遞員跑路及大量流動，快遞延時、丟失、破損、不規范投遞等現象時有發生。若整個行業都習慣了低價，則將導致整個行業服務水平降低，最終損害的是消費者權益。
不斷降價會使網點出現系統性危機，企業的負債、現金流將面臨嚴峻挑戰。類似長期低價競爭并非好事，這種虧損的成本最終都要轉嫁到消費者的頭上，雖然現在消費者可能占了便宜，但從長期來看，企業最終還是會通過其他方式將利潤回收。
過低價格導致企業間惡性競爭，無力良性運轉，更沒有辦法擴大再生產。有些企業會被淘汰，但這并不是單純的優勝劣汰，如果放任這種形式的淘汰，最后可能導致整個行業生態體系瓦解。
03法律手段該如何干預？
“處罰快遞價格戰中的低價傾銷行為存在難點。”趙國君說，快遞全程突破地域限制全網聯合作業，涉及收集、處理、運輸以及投遞的所有環節，各家企業對成本的計算、分攤體現出差異性，政府對快遞成本價并沒有非常明晰的掌握，目前認定是否存在低價傾銷行為是以市場上約定俗成的價格作為參照物，監管依據其實并不充分。
關于如何遏制快遞價格戰，趙國君認為，修訂相關的法律法規，使產業鏈上下游的關系理順，讓電商平臺、快遞企業及收件人等成為平等的合作主體，才是解決之道。
趙國君建議，可以將電商選擇快遞企業的選擇權交給用戶，由用戶選擇使用哪家快遞企業，用戶不僅對價格敏感，對服務也很關注，能督促快遞企業真正做優服務，促使快遞企業從價格成本、企業生產發展、做優生態圈的角度考慮，自覺對價格、加盟制等進行規范管理。
任超則建議，通過多部門聯合，改變電商控制快遞價格的局面，樹立打價格戰不如打服務戰的理念，確保快遞業在提升服務質量上多下功夫，不斷提升用戶服務感知，樹立良好經營口碑。
“同時也要督促快遞企業進行成本測算。”在趙國君看來，可以形成一個成本測算體系，供監管部門參考，作為監管依據。
任超認為，可以借著《草案》的通過和正式頒布，從浙江開始試點，進而推廣到全國范圍內，對快遞經營者和電子商務平臺及平臺型快遞經營者進行規制，在一定程度上對快遞行業的價格戰起到遏制作用。
需要注意的是，在如今快遞量持續增長、末端派送費一再壓低的背景下，快遞員很難每單都送貨上門，但若不送上門又擔心被收件人投訴。
對此，趙國君認為，目前低價快遞本質上是對快遞員的進一步壓榨，許多快遞員實際勞動付出和收入不成正比，這本身不是一個常態，將會導致大量快遞員流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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